的确是沈大哥的亲笔信，信中说的情况与刚才汪耀南说的完全一致。他们三人一通商议，从这赚的近两万两银子中拿出一部分新购置了三艘大船，这次汪耀南带来的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另外两艘与之前我从毛憨子那里得来的那艘船，一共三艘载满了三船私盐直接去了景德镇。沈万三、张士荣，还有郑奇三人一人负责指挥一艘船。

汪耀南则是载了一船私盐一道与他们逆江而上。不过到了和州码头，汪耀南就停下了，沈大哥他们继续前行了。

按照沈大哥的计划，汪耀南把这船盐送到和州后，返回苏州继续装一船盐运到安庆，上次答应傅友广要给他送一船盐过去的。

汪耀南这艘船在那个年代也的确算得上是大船了，这次一共装了三万斤私盐过来。

本来预计沈大哥要按一钱银子一斤私盐的价格卖给我们，也就是说三万斤私盐要付给沈大哥三千两银子。

但沈大哥对汪耀南早有交待，说从苏州拉到和州码头并不远，只按八分银子一斤私盐的价格跟我们结算，也就是三万斤私盐按两千四百两银子的价格跟我们结算。

如果他到了和州码头，我们这边没带银子，可以先记着账。

当然，陈元贵那里我早就给他预备好了银子，在卸货完毕后，陈元贵已将两千四百两银子如数交给了汪耀南。

我们四个在甲板上越谈越投机，天色渐渐晚了，我们都没察觉到。

直到陈元贵见我们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打发人来寻我们，我们才想起请汪耀南一起上岸吃晚饭的事。

汪耀南见了我，当然也不推辞，除留了几个伙计看船，他带了两个伙计跟我们一起去岸上的联络点了。

席间，我让汪耀南紧挨着我坐在一起。一是显示出对沈大哥这边人的尊重。另外，也是还有好多事宜想跟他谈一谈。

因为我一直对汪耀南的父亲汪大渊写的那本《岛夷志》十分感兴趣。有意无意间，我又提起了这个话题。

其实，汪耀南只是年少时见过父亲的手抄本《岛夷志》，后来由于蒙古官方查禁此书，他父亲汪大渊在南昌编印的《岛夷志略》已全部被官方查禁焚毁。

但年少时的他学识还不够，只把父亲这本书当成闲书信手翻过几次，大部分内容已不记得了。

后来他父亲携书逃往泉州时，将《岛夷志》献给了时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。

再后来，他的父亲不知所踪，据传是偰玉立安排汪大渊逃亡了海外。

因此，要想再看到《岛夷志》，只能去泉州找偰玉立。

汪耀南今年年初去泉州找购青花瓷的远洋商人，也顺便拜会过偰玉立，提及过此事。

但当时，偰玉立对此只是闪烁其辞，并告诫汪耀南对外不要再提及此书，他说蒙古官方高层也就此事质询过他，幸好被他找理由搪塞过去了。

听到这里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偰玉立会不会也因《岛夷志》一书受到牵连。

眼下也只有他知道这本书的去向，一旦他有什么不测，此书肯定就会在中华大地上失传了。

我将这种担心跟汪耀南讲了，他也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。

汪耀南之所以从南昌一路到泉州，再到苏州找沈万三，无非是想凑够足够的盘缠，带母亲去海外寻找父亲。

那么，去海外的线索，就只能从《岛夷志》这本书中去找了。

当即我就跟汪耀南达成了共识，近期得去趟泉州，找偰玉立弄清《岛夷志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。

去得晚了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

汪耀南还得去苏州拉一船私盐到安庆给傅友广，我也得把这批私盐快速运回定远县。

想要立即动身去泉州，肯定是不现实的。

最终，我与汪耀南达成共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