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位的一人开口道“还请高员外给我等指一条明路。”

“苏轼有多少粮食，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，我们都买下来。至于其他人州府，有关系的就去托，没有关系的出钱，不能让苏轼继续弄到粮食了。”高员外顿了顿，等议论少了一些，才继续道“如今粮价一日不涨，我等一日就要损失数千贯。诸位，记住，粮价不过是其一，田产才是兴家的基业。”

“我等就听高员外的……”

“我出一万贯。”

“我出八千。”

……

一场宴会，一口气解决了官府粮票滞销的困境。按理说，苏轼也好，李逵也罢，都应该感谢这些参加宴会的颍州乡绅。可实际上，这些人才是颍州官府最为头痛的对手。

大宋的商人是嗅觉最为敏锐的一群人。

早年间的商人，或许可以靠着信誉，强大的资本，获得丰厚的利润。但在大宋建国一百多年之后，官商这两个一度被其他王朝畏如蛇蝎的利益体，在大宋再度结合。于是商人的能量越来越大。

并且超越其他王朝，几乎成了大宋商人，至少是豪商的标配。

唯独有一种商人脱离于这个群体之外，那就是海商。

大海对于大部分来说，都是有着无数风险的危险之地。但凡有其他的出路，都不会选择跑海。而大宋的海商，利润最为丰厚的从泉州去往中东的海路一直被阿拉伯人控制着，大宋的商人只能在南海一代进行航海和贸易。

即便如此，海上的风险也只有非常人才能忍受。

这是和大海搏命的险路，普通人可没有这份胆量。

在大宋境内的商业，货物往来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非常神秘。可真要是权贵，和权贵有着密切联系的豪商，想要知道消息并不那么难。

一开始，苏轼不被颍州商户重视，那是因为苏轼的文采好，但从来没有过商业和政绩上的优秀表现。属于没人知道苏轼如何应对颍州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反应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苏轼应该很快就会调任，颍州的事和他没多大关系。

其次就是，谁也不清楚，苏轼会求助，会向谁求助。

按理说，苏轼虽然在官场人缘欠佳，但他还是比较被保守派接受的。毕竟，太皇太后高氏就非常喜欢苏轼的文采。

同时，苏轼和变法派的关系，自从乌台诗案之后，就变味了。

虽然，他有很多朋友还在变法派阵营之中，连王安石被罢黜之后，苏轼还特地去王安石的老家看过王安石。相传俩人相谈甚欢。

但给人的印象就是，苏轼和变法派的缘分已尽。

要不然，他也不会在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吹捧对方为大宋的救星。

只要对苏轼周围有能力帮他的大宋官员排查，并且打乱苏轼的部署，颍州的大户，还是能够在这一年获得丰厚的利益。

没过几天，高俅吃惊于颍州百姓的购买力。

在街头粮价还是三十文一斗的时候，他们的粮票竟然大卖。

每石涨价五十文，都有人买，这让高俅心头痒痒的不行，偷偷跑到李逵的跟前，小心翼翼的问李逵“人杰，一万八千石，就一天，我们就卖掉了一万八千石的粮票。都是六百五十文一石，百姓像是疯了一样疯抢我们的粮票。可是街头的米铺里还是卖着三十文一斗的粮食，我们贵了一倍有余，却还受到追捧，要是我们继续涨价？”

没错。

财帛动人心，高俅觉得就眼前的情况，涨到七百文一石也会有人买。

李逵撇了一眼有点被钱迷惑住双眼的高俅，吓唬道“你要是不怕被人在街上刺杀，你就去涨吧！粮票不过是我们从大户手里抢钱，而且抢了大概有往年的一半。要是继续涨到一个连大户都无法